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他们会说:我去新西兰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好。 老夏激动得以为这是一个赛车俱乐部,未来马上变得美好起来。 我喜欢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赛车这个东西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不像所谓的文艺圈,说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分好坏。其实文学这个东西好坏一看就能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遣词造句都还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愣说是一种风格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