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见一个地方很穷的时候我会感叹它很穷而不会去刨根问底翻遍资料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穷。因为这不关我事。 接着此人说:我从没见到过不戴头盔都能开这么猛的人,有胆识,技术也不错,这样吧,你有没有参加什么车队? 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而这样的环境最适合培养诗人。很多中文系的家伙发现写小说太长,没有前途,还是写诗比较符合国情,于是在校刊上出现很多让人昏厥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被大家传为美谈,诗的具体内容是: 此后有谁对我说枪骑兵的任何坏处比如说不喜欢它屁股上三角形的灯头上出风口什么的,我都能上去和他决斗,一直到此人看到枪骑兵的屁股觉得顺眼为止。 这样的车没有几人可以忍受,我则是将音量调大,疯子一样赶路,争取早日到达目的地可以停车熄火。这样我想能有本领安然坐上此车的估计只剩下纺织厂女工了。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这样再一直维持到我们接到第一个剧本为止。